15世纪似乎是一个神奇的历史节点，从西方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东方的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全球货物贸易流动，掀起了全球化的第一个浪潮，在大航海时代之后，货物流动催生了全球化的资本流动。当时，西班牙王室的巨额资金汇聚于尼德兰金融地带，而17世纪荷兰股票市场发展，也是为了支持货物的流动。因而，资本开始流动起来之后，全球化的第二个浪潮开始出现——全球资本流动。
综观人类历史，每一次全球化似乎都比前一次更深入、规模也更宏大。20世纪6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米尔格伦提出了著名“小世界原理”，又称作“六度分隔”理论，也即“与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最多通过六个人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可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的社会关系开始在全球范围链接，开始从一个个点到面、到线、再到网络，逐渐将不同国家、地域、民族之间的人内在地链接、联通在了一起，人们的活动领域和交往范围极大地拓宽，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产生了全球链接。这时，全球化的第三阶段——“人本全球化”开始显现……
201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迎来第40个年头，顺利度过了国际全球化的前两个浪潮。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调整管理外商投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政策和法律体系；消除货物流动的壁垒，开放了零售业、电信业、金融保险业、物流业等服务性行业，减少保护措施，降低行业的准入门槛，从而拓展了外商进入中国内地的产业领域。全球化智库（CCG）《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7》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10年持续增长，2016年达到了1701.1亿美元，是2006年的8倍。如今，中国从加入WTO参与世界贸易体系，到成为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家、最大贸易国，中国经济开始井喷式发展。
时至今日，中国参与全球化发展至今，成绩可圈可点。但是否在前二场“全球化”浪潮中占据绝对主动权，还需讨论。多年来，WTO在平衡国际贸易关系，减少贸易摩擦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但外界对WTO“边缘化”的质疑声却不绝于耳——随着新兴国家从全球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存在的不同利益诉求又成了束缚WTO进一步发挥作用的因素之一。从2011年开始的多哈会议谈判之后WTO的发展一直停滞不前，新的发展模式迟迟没有出台。就地区性的自贸协议来看，一直以来，中美两大国长期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之间博弈，但随着美国退出TPP，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日本则抢占先机率先牵头推出了全面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国仍被排除在体系之外，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在世界经济形势中趋于被动。
总结来看，中国在第一波“货物全球化”中取得了较大优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吸引外资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在第二波“资本全球化”中，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棋逢对手，但世界经济形式和格局仍然不太明朗；因此，如同三局两胜的比赛一样，中国是否能在未来全球化发展中赢得先机，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在第三波“全球化”中占据优势。
学术界对全球化宏观理论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达到高潮，由此各式各样的全球化思潮才开始如雨后春笋一般相继产生——宏观与微观、唯物与唯心、辩证与形而上的精巧构思层出不穷。
1970年代中年后期，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全球意识不断增强，人们开始用体系的观点来审视整体世界及其各个部分的发展与变化。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研究世界体系历史发展特征与规律的新的发展理论，是全球化理论的前身。加拿大传播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传播探索》中提出“地球村”的概念，这被认为是全球化理论的萌芽。此后，安东尼·吉登斯主张“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后果”，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从社会向世界的扩展，是现代性的基本制度特征向全球范围转变的必然结果；罗兰·罗伯森、用“全球场域”（global field）来代替通常使用的“全球体系”（global system）提出了“全球化模型”；乌尔里希·贝克用自反性现代化来解答全球化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目前的世界形势不只是冷战的结束，也是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爱德华·W·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借用福柯的权力理论对西方文化现象进行解构; 赛缪尔·亨廷顿认为当今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而提出“文明冲突论”;哈贝马斯进一步明确地把全球化界定为“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转变”。
在全球化的微观理论层面，米瑞姆·仪埃雷兹和埃弗拉特·盖缇在其《一种动态的、多层次的文化模式：从个人的微观层面到全球文化的宏观层面》：社会文化变迁可以从人们日常行为的变化开始, 通过个人层面“自下而上”的变迁过程，使得某种文化标准成为共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进而在文化的宏观层面得以改观。克诺尔·塞蒂纳和布洛格则创新性地提出了全球“微结构”（microstructure）的概念，这种全球微结构体现在：虽然活动主体在地理上存在着遥远的距离，却可以通过某种形式的联系相互关联和互动。
一直以来，国内学者对于“全球化微观视角”的研究只零星见诸于跨国界关系网的研究。在《全球联结与地方转型》一书中，学者孙嘉明概括提出了“全球化的微观研究”，开始微观研究关注个人的全球联接。 他认为是微观联接把生活在不同国度的人们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对地方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影响和机制。他在《“人本全球化”：全球化研究的新领域》一文中，给出“人本全球化”的理解——“宏观上人的个体或者集合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和联结，也即人们各种各样的超越国界、跨越文化和社会关系、以及各自生存空间的联系的一种交往和互动过程”。
全球化，使世界日益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局。各国在全球化市场的合作与竞争中，催生了一个全球范围的巨大人的流动磁场。在今天的世界，全球移民人口流动，留学生热潮方兴未艾，国际化人才正在全球培养，在全球工作，也被全球争夺，加速全球人口流速……人的关系网开始实现全球链接，人与人的社会联系与交往正在穿越国界、文化和时空的界限，人本全球化的序幕早已铺开。
互联网、电子邮件、卫星电视、手机等现代通讯手段，使全球的互联互通性进一步增强，催生了全球范围人才市场的竞争与合作，带动了日益显著的大规模国际移民现象。移民不仅给移入国带来了人才和资金流，也促进了移入国的就业和消费，激发了移入国的经济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发展。随着大规模国际移民现象日益显著，人的迁徙和移居将人的社会联系从一个个点连接成线，在纵横交错链接中，编织成一张人本全球关系网。
在这张网背后，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全球人才争夺战，各国陆续推行吸引力十足的移民政策，力图在这场战争中抢得先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未通过国会，直接颁布“移民改革计划”，针对高技术移民、在美留学的毕业生和企业家提供更多移民机会 ；2014年，多数美国大学也开始推出了面向中国学生的“移民桥梁计划”，帮助中国留学生快速融入美国社会，毕业求职；加拿大“快速移民”计划将有助引进雇主需要的移民人才，审批时间将缩短到3至6个月，包括联邦技术移民计划、加拿大经验类别、联邦技工移民计划，以及部分省推荐移民计划 ； 新加坡建立了“国民融合理事会”，目的在于推动和促进新加坡公民与外来新移民和外国人的融合，鼓励和期望新移民去分享其价值观和经验，以促进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法国提出了“支持移民融入与防止歧视纲领”的计划，帮助移民学习法语，颁布禁止移民歧视等28条措施。并设立融入的“部际代表”职务，负责内政部、教育部、就业部等部门工作的协调措施的执行 ；德国部长会议通过新的移民法案：只要在德国生活满8年、正确使用德语、没有严重犯罪纪录，自食其力的外国人就能够获得合法居留权；而针对年轻人以及带孩子的家长,只需在德国居住满四年、六年,就能申请获得合法居留权 ……
2017年12月18日，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在发布的《2017年国际移民报告》，全球目前共有2.58亿移民，比2000年增长了50%。移民占全球总人口比例也从2000年的2.8%增长到目前的3.4%。从移民年龄层面来看，近70%的国际移民处于20-64岁，正处于工作年龄的黄金时期，这无疑弥补了移民目的国当地的劳动力缺口，同时也极大的贡献了税收，促进了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移民潮流兴起，以及恐怖主义猖獗所激发的社会矛盾，以“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为核心的反移民情绪也有所增长，多数国家开始收紧移民政策，通过提高申请标准来限制移民数量。2017年，新西兰政府以吸收优质移民为目标，将技术移民打分政策从140分提高到160分，今年又将4.9万年薪调成了硬指标，随着打分系统的改革，新西兰移民政策趋于严格；澳大利亚移民部采取“推动和拉动”的动态机制，便利化临时和永久移民的入境和管制、执法和制裁，取消457工作签证，并对雇主担保永居签证的申请条件作出修改，严格把控高技能人才的引进，加强对永久移民申请者的把关和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进一步改革移民政策，除了在投资移民政策上进行调整外，H1-B签证改革将在提倡“留住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的基础上日趋苛刻。
严格打分系统、提高申请条件等一系列的移民紧缩政策，使得西方国家对于移入人口的质量有了更加严苛的把关和限制。此举乍一看上去是限制了“移民潮”的发展，但实则进一步提高了移入人口的素质和质量，成为全球人才争夺战中关键的一环。可见，随着人口全球流动的加快，全球移民也开始产生了新的模式转变——从体量上的大规模迁移进化为质量上的优中选优，这样的变化无疑向我们传播着一个讯号：全球人口流动下产生的人才红利已经成为共识，人本全球化也将随着全球人才争夺战而进一步演进。
子女教育是影响人才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教育程度的提高，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熟练使用英语，同时催生了全球另一大流动群体——留学生。2015-2016学年世界八大留学目的国接收国际学生总数达3322792人。其中在美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生总数达1,043,839人，是美国高等教育总学生数的5.2%，占全球国际学生总量的四分之一。 现阶段，国际留学群体已经产生了人口流动的规模效应，与此同时带来了庞大的人才效应和经济效应。
美国英特尔公司政府事务部主任迈克尔·麦巴什曾说过：“如果美国的大学造就了世界上最为优秀的人才，那么美国的公司就应该在他们的文凭后面贴上一张绿卡。”2007年，美国政府专门建立了面向理工科博士课程的新的奖学金制度，并从全世界严格选拔和破格录用了第一批约30名留学生，每人每年享受奖学金16万美元，为期五年，学成后将被挽留在美国工作； 英国政府也规定全球50所顶尖MBA学院的毕业生，可以直接申请英国高技术人才移民计划。新加坡政府甚至规定，公立政府学院录取的国际学生可接受政府助学金资助，但需要签订毕业后留下来工作数年的服务协议；在德国毕业的国际学生，可以通过申请欧盟蓝卡留在德国工作，来自第三国家的留学生如果在毕业后已获得与专业资格相称的工作但工资收入没有达到欧洲蓝卡的最低要求，还可以申请在德国的临时居住权。
此外，留学生红利资源不仅在于高水平教育下的人才优势，还建立国内外人际关系网。CCG学术委员会专家，香港科技大学中国国际关系中心主任David Zweig教授与同事做过一项海归回国创业的研究，结果显示19%的海归在海外拥有自己的公司，25%的人在海外拥有合伙公司，67%的人宣称在海外拥有关系网。
其实各国政府和大学利用他们接纳的外国留学生，来构建自己的海外人际关系网络的现象早已十分普遍。1998—2006年间，韩国首尔大学1000多名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中，来自中国、东南亚等地区留学生占90%，他们之中很多人回国担任高层干部、正副级部长、市长等重要领导职位。由此，首尔大学将制定“外国校友优待项目”，推进“全球网络工程”提上日程； 哈佛商学院有60000多名活跃的校友在世界各地，其校友网络遍布167个国家，全球85个校友俱乐部与协会之间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凯洛格学院的校友会遍及全球80多个国家，沃顿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商学院校友网络，规模超过69000人，分布在130多个国家……
世界名牌大学在全球的校友网络，已经成为他们储存在全球的一笔财富，他们也由此通过留学群体优势，在母校和相关国家之间建立起了全球人际关系网络，纷纷开始建立全球人才数据库和人才网，进一步推进了人本全球化的发展步伐。
移民潮和留学潮的背后，弥漫着世界各国的人才争夺战的硝烟。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建立起来，国际间人才流动打破了国家间的界限，挣脱了区域的束缚，人才国际化流动屡见不鲜。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光辉国际、海德思哲、史宾沙等公司开始为IBM、可口可乐和迪士尼等大型公司物色CEO，这种专门为企业寻找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服务的中介机构——“猎头公司和猎头顾问”开始进入大众的视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大型猎头公司开始公开募股，21世纪之后，猎头公司的经营范围开始纵深发展，不再局限于高级人才的搜罗与举荐，开始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源管理诊断及咨询，甚至可以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源服务方案。
著名猎头公司光辉国际的负责人英格索尔曾说，现在谋求在母国以外发展的国际管理人才队伍正在日益扩大，同时，国际化的企业主管可以成为公司的宝贵财富。与一些美国主管相比，他们能够更自如地与不同族裔和民族的人一起工作，到不同的国家生活。此外，即使那些没有外籍高层主管的公司，现在也往往要求新聘用的本国经理到另一个国家去走马上任，获得国际经验。
猎头公司的崛起和发展，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崛起、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来袭以及高端人才资源的短缺三大主要因素使然。由此，国际高端人才之间的交流置换开始成为潮流发展，大型跨国公司的高管人才和人脉资源开始全球联结与共享。与此同时，随着新一轮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国际间人才流动的范围和模式也已经从凤毛菱角的高管资源库中突破出来，特别是当企业海外投资并购，进行产业资本的运作和整合之时，人才队伍的配备也开始以整合的模式分割与重组。
早在2004年，联想12.5亿美元收购IBM，俨然成为国际人才构建性重组合并的范例。为了挽留核心团队，联想以3500万美元专门用于员工激励，2200万现金留住高管团队，最后又使出了国际惯用的“金手铐”——用价值3500万的联想股票置换IBM高管团队手中无法兑现的IBM“废纸”股票。最终实现了并购IBM的同时，并购其高水准团队的协调效益。
新一轮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人才流动早已不再停留在一个一个地去吸纳的模式上，而是已经成规模、建制运作。这一趋势下，全球高层次精英流通渠道被打通，国际人才协同手中的人脉资源、智力资源以及资本资源带动整个全球商业资源的流转和整合。
在新一轮全球化正在兴起，人本全球化大潮之下，中国如何寻找新格局，抓住新机遇？这值得我们思考和追寻。留学群体的世界迁移与全球精英人脉网并生发展，人才国际化推动国际猎头群体的产生，人才的跨国学习、就业带来了全球移民大潮愈演愈烈，进一步带动旅游劳务的全球范围流动，和资本贸易全球更深层次的交换更迭……
中国的留学群体拥有巨大的体量优势，这同时也是中国在人本全球化大潮下不可忽视的机遇和潜力所在。1950年9月，来自北大、清华、燕京以及其他几所大学25名幸运的留学生带着祖国殷切的嘱托，乘火车离开北京，经莫斯科分赴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五个国家——这是新中国向苏联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20世纪80年代，中国与外界的交流刚刚起步，国际航线屈指可数，从中国飞抵北美的航班每天仅有一班。如今，在加拿大的街头所处可见说普通话的中国人，吃中国火锅、饺子、面条等各种风味，早已无法与三十多年前同日而语。
跨入21世纪，中国留学大潮方兴未艾，新增留学人员数量稳步快速增长，出国学生群体中华人的面孔随处可见。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4.45万人，同比增长3.97%。1978年到2016年期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累计达458.66万人。 目前中国仍然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英国等国家的最主要留学生源国，占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留学生的比例超过30%，占韩国和日本留学生比例更是达到57.3%和49.3%。 现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人才流动国，也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送国。
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对留学人员的吸引力有了大幅度提升，留学回国人员在归国后也为中国的就业市场和经济发展创造了价值。教育部出国留学人员统计表明，留学回国人员人数从2005年到2016年内，从3.5万增加到43.25万人，留学人员回国比例也从29.54%提升到79.43%，留学回国人数与出国留学人数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
与此同时，来华留学热潮也开始兴起，随着来华留学工作受到越来越多重视，“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并重”理念在我国正式确立，带来巨大留学红利。2016年来华留学生数量达到44.3万人次，较2015年增长11.3%，较2004年的11.1万人次增幅达到299%，上涨接近3倍。 为鼓励外籍人才来华留学，我国政府在来华留学生奖学金发放和允许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在华就业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一些城市也在国家政策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放宽，如上海对留学生的学历要求降低到本科，但来华留学人员数量仍然远低于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人员数量，留学赤字问题依然严峻。
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人才的双向或多向流动是全球化的标识之一，世界人才的流动越发稀松平常。不论是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留学生回国，还是外国学生来华留学，都是中国参与人本全球化的体现，实现了国际人才环流，促进了国际间的知识和文化交流，同时在国家间的公共外交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群体不仅在国际留学人才环流中占有体量上的优势，更是难得的掌握着先进科技和学术资源的人才储备库。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我们应该进一步拓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通道与模式，来华留学生在华工作发展的限制，吸引“一带一路”创新型人才参与到中国和其祖国之间的发展建设中来。以应该迎合时代发展的趋势，把握留学人员优势和红利“为我所用”。
随着全球人才争夺战的兴起，中国也开始迈出了引才引智的步伐，越来越多的外籍人才来华工作。以北京引才为例，自2016年以来，中关村获得中国“绿卡”的外籍人士达353人。2017年，中关村创业大街孵化的878家初创企业中，有接近14%家企业由外国人或海归人士创建。中关村示范区专门开设针对外籍人才来华在中关村创新创业的“一条龙”优质服务，“开通永久居留证直通车”“设立审批服务窗口”等10项政策在中关村先行先试。此外，通过“外专千人计划”等相关引才政策的出台，来华工作的外籍人才不多增长，据统计，2013-2017年期间，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增加了40%。
与此同时，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的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机遇和挑战。在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踏出国门，进行对外投资和产业收购与兼并，更需要大量国际化人才来开拓市场，并引进国际化的公司治理模式，由此对于国际化人才所产生的高需求也成为必然。
但随着外籍人才的流入以及中国企业陆续踏出国门，国际人才来华工作的问题也逐渐显现。一方面，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欠佳，人才引进机制缺失问题明显：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未能与国际化管理水平对接；职级体系、人才评估的标准机制、薪酬管理理念、工作生活平衡观的不同等 ；另一方面，我国人才机制对海外高层次人才吸引力不强：如缺少诸如世界级实验室、跨国公司全球性研发总部等汇聚一流人才的世界级平台。再者，我国对海外人才征收的现行税制税率高，缺乏激励调节机制；此外，由于外籍人才的社会保障和医保制度的缺失，使得外籍人士来华工作面临层层阻碍。
首先，在政策角度，中国应继续增加并扩大国际引智力度和范围。2018年自3月1日起，《外国人才签证制度实施办法》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在此基础上相关法律规章以及配套政策应继续完善加强；此外，在市场角度，中国企业应注重扩大国际化人才在董事会、独立董事会的比例。管理层的全球化主义和国际工作经验，是企业走向全球市场并提供全球服务的重要基础；研究表明，外部董事比例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国际化战略。董事会拥有更多的国际化相关知识、技能和信息，并投入更多的时间参与国际化战略，有助于公司的国际化经营与管理。此外，还要善于引进国际人才势必带来改革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应随着国际市场变化而更新。国内的全球人才招聘，应参照人才的国际定价，同时向国际人力资源保障和税收制度看齐。
留学群体与全球精英人脉网的并生，带来人才国际化的争夺和流转，全球移民大潮愈演愈烈。移民潮的发展和带来了全球人才的大规模流动，发达国家引进人才的规模之大和力度之强都是不可否认的。在世界另一头，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是否也同样抢占了人才战争的先机和风口呢？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显示，美国是全球高技术移民首选目的国，吸纳约40％的全球人才，中国、印度则是最大来源国。 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移民海外，富裕阶层和知识精英的中产阶级正成为新一轮移民的主力军，中国“人财”流失压力与日俱增。
另一方面，在“移民热”兴起的同时，一笔巨大的引才机遇也悄然而来——侨民。中国有6000万的华人华侨，这是全球最大的海外国家人才库， 然而这一群体大部分都滞留海外并未回国；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人口比例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6 年调查显示，在华外国人比例只有 0.06%，远低于世界发展中国家水平。
为什么在中国腾飞于全球的今天，中国对外国人的吸引力仍然较低？相比之下，印度虽然只有2000万侨民，但从1999年开始，印度开始实施“印度裔卡”计划：持有印度护照的任何人，本人或者父母或者祖父母的任何一方在印度出生或按照1935年印度政府的法案所规定的常驻在印度的都可以申请“印度裔卡”，持卡者15年内拜访印度不需要签证。截至2010年，印度发放了400万张“海外印度公民证”，700万张“印度裔卡”,共计1100万张。
反思中国，现阶段我们拥有6000万侨民群体，他们不仅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启蒙者，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天然纽带。由此，在双重国籍制度短期内不能成行的现实下，中国的“华裔卡”制度也随之呼之欲出。我们建议探索建立华裔卡制度和华侨身份证制度，建立起对这一群体血脉上的“官方认证”。
随着全球移民大潮愈演愈烈，进一步带动旅游劳务的全球范围流动，世界版图下的资本贸易开始更深层次的交换和流转。目前，中国已是推动国际旅游业发展的首要力量。2005年至2015年间，中国大陆出境游人数增长312.9%，境外消费总额排名世界第一。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中国游客在旅游目的地选择上更趋国际化，中国游客也因人口基数大、消费力强而成为世界各国争抢的“香饽饽”。2016年，中国大陆游客境外消费总额达到2610亿美元，同比增长12%，占全球旅游总消费额的20.9%，排名世界第一。庞大的中国游客在推动世界旅游业增长的同时，也成为拉动旅游目的国经济的重要力量。中国大陆游客占比全球已登记游客人数近10%，海外消费总额连续12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稳坐世界旅游大国位置。
但需要指出的是，与出境游的持续高热相比，中国入境旅游发展不够理想，国际游客数量存在明显赤字。CCG“从出入境旅游看中国全球化发展”系列报告一《出境游持续火热，中国入境游发展还需要更大提升》数据分析，从2005年到2015的10年之间，我国入境游客数量增长11.2%，平均每年仅有约1%的增长点；除去港、澳、台入境游客，2015年我国国际出入境游客数量赤字逾3000万。 在当前发展态势下，未来五年我国国际游客赤字将可能超过1亿。究其原因，来华签证、旅游宣传、语言文化、旅游成本、旅游环境以及综合实力，尤其是软实力等因素都是影响我国入境游发展的阻力所在。
中国在不断走向全球化的道路上，发展入境游、吸引更多国际游客来华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增进各国之间深度了解，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化的模式下向世界展现负责任大国的气度和胸襟、讲好中国故事，吸引外国人来华旅游是重要的突破口之一。
由此我们首先要真正重视入境旅游发展，继续推行签证改革，通过区域免签和区域联动机制建设提升外国游客入境中国的便利程度；实现政府职能部门对旅游业的协同管理;发挥旅游行业组织和企业力量宣传中国旅游，深入挖掘区域资源特色；培养国际化旅游人才，减少语言、文化差异导致的障碍；以综合能力促入境旅游发展，以入境旅游发展促进综合能力提升。
除了旅游群体之外，海外劳务人口，特别是劳务输出又推动了劳务人群的全球化流动。以著名的劳务输出国菲律宾为例，它的海外劳务汇款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菲律宾在海外工作的合同劳务人员约为240万，约占总人口的2.4％。再加上菲律宾移民和定居者、非法工作或居留者，在海外工作菲律宾人总数接近1000万。一个小国菲律宾对外劳务输出群体的体量已经是如此，回望我国拥有如此之大的人口基数，对外劳务输出群体规模更不容小觑。
我国的劳务输出历史的开端在鸦片战争之后，19世纪中期，外国殖民者通过利诱、拐骗等不法手段，掳掠了大量中国劳动力；二战期间，中国派出了大量劳动力，为英、法、俄以及东南亚国家抵抗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提供了巨大的后勤支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以无偿的形式开展劳务输出以援助亚洲、非洲、社会主义国家如前苏联、蒙古、尼日利亚等的经济建设。
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服务贸易的发展，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我国劳务输出事业取得了更快的发展，到目前已颇具规模，比如在远东俄罗斯、非洲等地，中国是有巨大优势的。中国有14亿人口，如果把海外劳务、移民的6000万人口计算在内，中国就有远远超过14亿的人才库体量，如此之大的群体资源必将要在全球化的第三阶段“为我所用”。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放宽签证政策，推动合法外来务工人员来华，从而引进较大体量的带劳动力人口，以缓解中国现阶段步入的老龄社会形式。比如，有4000千万的华人华侨聚集的东南亚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缘资源优势，中国可首先尝试建立与东盟合作劳动力自由流动示范区。通过合法的途径引进外国劳务人口，开展境外人力资源的互动，放宽签证政策，以弥补中国劳动力的价格上涨和沿海劳动力的短缺，这同时也是我们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与深化东盟合作最大的增长点之一。
从15世纪新大陆的发现至今，全球化浪潮已经持续了500多年。从货物贸易到资本流动——两次全球化浪潮的演变，使得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版图在这半个千年之中日益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局。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演进，全球范围的巨大人的流动磁场开始形成并发展——留学生热潮、全球国际化人才争夺战的兴起，开始催生全球移民形成潮流，也由此带动旅游、劳务人群再次加速全球人口流速……“人本全球化”早已突破现象的形态，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展机遇与风口。
现阶段，中国已经在“货物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实现弯道超车，但在“资本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与发达经济体难分伯仲。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其第三阶段——“人才全球化”的时代早已悄然而至，中国的“全球化”征程又迎来一个关键路口。改革开放40年，中国开始在新的世界舞台以主要参与者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是否能够进一步抓住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展机遇，关键在于对第三轮全球化特征的洞悉与把控。
当前，世界“全球化”大潮已经将中国推上舞台，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理解中国是我们的时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不是世界上哪个国家的独舞，而必定是全世界人民的大合唱，一定要去吸纳全世界的人才去共同建设。中国拥有6000万的华人华侨，累计458.66万人次的留学生群体、拥有庞大的旅游和出国劳务人群……把握全球人才动态流动与联结的时代红利，探索中国参与新一轮全球化的新实践。为此中国更要重视海归群体、华人华侨的力量，把握全球人口大流动的群体福利，实现国际人才环流与共享，把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吸引到中国来共同创造、共同承担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使命。
文章来源于：全球化智库，作者 | 苗绿，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 版权归于原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