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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克文 Kevin Rudd：后新冠时代的无政府状态

2020-06-12 17:32:34

5月初，澳大利亚前总理、现美国亚洲协会 Asia Society 主席陆克文 Kevin Rudd 在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刊文，讨论后疫情时代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 The Coming Post-COVID Anarchy 。不同于美国媒体中大量可见的“中美得失对比论”和所谓“新冷战论”，陆克文在文中有着另一种认知，暂且先将之称作“第三种道路”。他认为，中美双方在此次疫情中均受到冲击，全球秩序也将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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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克文进一步指出，中美地位的下降，将导致国际社会持续、缓慢而稳定地滑向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趋势将涵盖包括国际安全、世界贸易、流行病管理等在内的全部领域。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各种形式的猖狂的民族主义正在取代国际秩序与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警示，它使人们意识到，情况究竟可以糟糕到怎样的地步。

作为国际关系领域最为经典的概念之一，“无政府主义”Anarchy 不仅是主要理论流派共享的重要假定，也是现实世界中人们区分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主要认知。Anarchy一词最早可追溯至16世纪中叶，当时在中世纪拉丁语中出现了源自希腊语“anarkhia/anarkhos"的anarchy一词。"an"="没有"，"arkhos"="权威/首领"。因此，这一词汇本质上表达了一种“缺乏权威/领导的状态”，隐含着“因缺乏有效管理/控制”而导致“无序状态”的一种思维线索。

Anarchy并不只属于国际政治语境，当人们谈论Anarchism（无政府主义者）时，它更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在哲学上蕴含着对权威、政府、特别是政治权力的怀疑。无政府似乎也总是与国家、乌托邦社会等概念一同被讨论着。

但毋庸置疑的是，任何对于全球秩序、世界领导、国际影响、国际话语权的讨论甚至是争论，都无法脱离“无政府状态”的叙事背景。如果说我们认同“国际社会”的存在，那么无政府状态将是国际社会区别于国内社会的最显著特征之一。

在此背景下，面对时下最热门的“中美之争”，陆克文的这篇文章多少能提供一些不一样的思考。毕竟，人类社会从结构到内容，从思维到存在，从历史到今天，都不是由线性思维所支配的。在此，对这篇文章进行翻译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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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下述观点均为原文翻译而来，包括文章的主要观点与内容，翻译差错由本人自负，但原文观点不代表译者本人观点。感谢理解与支持！）

今年1月和2月，在美国外交政策建制派内部出现了不少欢欣鼓舞的声音，如开香槟时瓶塞与瓶体分离那一刻的清脆声一般。他们认为，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终于开始坍塌，而一些观察者长期以来都认为中国的发展是这个时代的巨大地缘政治泡沫。这些建制派们当时的想法是，由于“对信息保密的痴迷，在新冠爆发初期的应对失误，以及全国范围内不断涌现的经济衰退”，北京方面即将瓦解。

此后，自3月和4月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开始复苏和疫情向西方扩散，非理性的欢呼（irrational jubilation）转变为非理性的绝望（irrational despair）。评论家愤慨地表示，大流行事实上有可能帮助中国，使其在与美国进行的地缘政治竞赛中取得胜利。这种担忧源自中国“看似狡猾地”（seemingly cunning）重述了关于病毒起源的叙述，中国模式在抑制疫情方面的高效，以及北京方面在疫情期间对外援助的一系列行为。

尽管，北京和华盛顿的“意识形态斗士们”（ideological warriors）都竭尽所能，但令人不安的事实是，中美两国（的影响）都可能从这场危机中显着减少。全新的“中式和平”（Pax Sinica）或翻新的“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都不会从废墟中诞生。相反，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两者的力量都将被削弱。这将导致国际社会持续、缓慢而稳定地滑向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趋势将涵盖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国际安全、世界贸易、流行病管理等方面。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各种形式的猖狂的民族主义正在取代秩序与合作。不同国家与国际社会在应对此次大流行时所呈现出的混乱，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是一种警示，这提醒我们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将会发生什么。

A. OF POWER AND PERCEPTION 权力与认知

与其它历史拐点一样，三个因素将影响全球秩序的未来：大国的相对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变化，世界范围内如何看待这些变化，以及大国采取的战略。基于这三个因素，中美有理由为它们在大流行后的全球影响力而感到担忧。

与普遍认知相反，中国的国家力量在多个维度上受到这场危机的冲击。疫情在中国内部引发了分歧。内部辩论的焦点包括这几个方面：死者和被感染者的确切人数，可能出现的第二波疫情对于中国社会缓慢重新开放的影响，以及未来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方向等。经济损失也是巨大的。尽管中国公布了重返工作岗位者的比率，但2020年下半年的国内刺激措施无法弥补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经济活动的损失，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内部的大规模裁员也将进一步阻碍中国的经济复苏计划。

至于美国的权力，特朗普政府的混乱管理给全世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一个国家无力应对自己的危机，更不必说帮助它国应对危机了。更重要的是，通常在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国家危机之后美国内部应更加团结，但疫情爆发以来美国似乎愈加分裂。美国政治的这种持续撕裂状态使得美国的全球领导力进一步受限。

同时，保守估计美国经济将在2020年萎缩6％至14％，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经济收缩。华盛顿采取了旨在阻止经济下滑的财政干预措施，这将美国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推向了100％，接近战时的106％。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地位使政府能够继续出售美国国债以弥补赤字。但是，大规模债务迟早会限制经济恢复后的财政支出，其中包括军费开支。尽管美联储、其他20国集团的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目前为止已经设法减轻了风险，但是当前的经济危机仍有可能转移至更广泛的金融危机中。

中国方面对美国的权力有简单的列宁主义观点。它基于两个基本要素：美国军力和美元（包括支撑美元地位的金融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其他一切都是细节。

所有国家都铭记列宁主义者所说的“客观力量”以及大国部署它的意愿。但是对权力的认知同样重要。中国现在正在努力修复因疫情而导致的全球地位受损，这主要是因为新冠的地理起源以及北京在关键的最初时期未能遏制这一流行病。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伊朗等地也出现了一些反华行为，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行为是种族歧视性质的。中国的软实力面临着被粉碎的危险。

受各种原因所限，美国摆脱危机的能力并不强。全世界都惊恐地看到，美国总统不是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人，而是作为一名不可信的“药剂师”，向公众建议未经证实的“治疗方案”。这反映出“美国优先”在实践中的含义：不要在真正的全球危机中寻求美国的帮助，因为它已自顾不暇。

B. AFTER ENGAGEMENT 接触战略之后

这场危机似乎也破坏了中美关系中的其它内容。在华盛顿，重返2017年之前与北京的“战略接触”在政治上已不再可行。基于特朗普的选民基础和全美范围内对新冠起源问题上的普遍愤怒情绪等因素，如果特朗普取得连任，这将意味着更大程度的美国对华脱钩，甚至可能是试图遏制中国。尽管，特朗普个人的介入有时会使这一策略呈现不连贯性。如果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中美战略竞争（以及某些领域的脱钩）将持续进行，可能会在更系统的基础上展开，并在气候、疫情大流行和全球金融稳定等特定领域保留一定的合作空间。但总的来说，无论谁当选，无论中美竞争以哪一种方式展开，两国的关系都将更具对抗性。

中国正在对美国日趋强硬的对华政策进行严肃评估与考量。这一过程始于2018年，即中美贸易战的第一年。由于疫情大流行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国际层面的后果，中国方面正在不断加强思考与研判。对美战略的辩论是中国对外战略辩论的一部分。

如果中国维持现有的对外战略风格，这可能意味着中国在对美政策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其中包括台湾问题，这是中美关系中唯一最不稳定的因素。美国最近为提高华盛顿和台北之间的官方接触做出了一系列努力，此后美国为确保台湾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努力受到北京方面限制。鉴于此，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时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理解可能会开始瓦解。如果这一认知瓦解，在台湾出现某种形式的军事对抗的前景也会突然从抽象变为现实（即便这是在失败的危机管理中无意中造成的）。

C. A NEW COLD WAR? 新冷战？

在新冠危机之前，战后自由国际秩序已经开始分裂。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即战后秩序的地缘政治支点，正受到中国的挑战。这首先表现在区域层面，近期则在全球层面展开。特朗普政府通过削弱美国的同盟结构（根据传统的战略逻辑思维，这一结构对美国维持对北京的力量平衡至关重要）和系统地削弱多边机构的合法性（这有效地制造了政治和外交真空使中国得以“入驻”），从而使国际秩序的问题进一步加剧，这导致了世界日益失序和失效。

当前的危机可能会加剧这一趋势。 如今，战略竞争将界定中美关系的所有领域，包括军事、经济、金融、技术和意识形态，并日益影响着北京和华盛顿与第三国的关系。直到新冠危机之前，关于世界已进入“新冷战”或“冷战2.0”的观念在人们看来似乎还为时过早。中美两国的金融体系紧密交织在一起，不可能真正实现脱钩，而在第三国展开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代理战争” proxy wars 的可能性似乎也很小，这是美苏竞争的特征。

但是随着与COVID相关的紧张局势的加剧，中美关系所带来的新威胁可能会改变这一切。华盛顿决定终止美国对中国的养老基金投资，限制未来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或发动新的货币战争（最近中国推出新的数字货币增加了这一可能），这将使目前中美关系中的金融粘合剂迅速溶解。北京方面在“一带一路”上做出更多的军事化决定也将增加代理战争的风险。此外，随着中美对抗的加剧，国际多边体系及其规范和制度基础出现松动。许多国际机构自身正在成为大国竞争的舞台。在中美两国受到损害的情况下，用约瑟夫·奈的话来说，没有一个“系统管理员”可以保持国际体系的正常运转。目前的国际政治可能还不是冷战2.0，但开始看起来像冷战1.5。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但是这取决于华盛顿的重大政治和政策变化，北京的改革和国际主义调整，以及中美之间发展出一种缓和关系的新架构（借鉴美苏经验），双方能够在竞争中设定明确的参数以避免军事上的灾难，而其它国家则集中政治和财政资源以维持当前国际体系中重要的多边机构（作为机构分流的一种形式），直到恢复地缘政治的稳定为止。历史不是预先确定的。但是，除非多国领袖均决定调整政策路线，否则这些（和平与稳定）都不会实现。如果决策错误，那么19世纪30年代的错误将在2020重演。但是，正确的决定可能会使我们挣脱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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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冷战”的讨论，至少从现在起到十一月美国总统大选期间，都将持续发酵，无论是“新冷战”、“冷战2.0”或陆克文所称的“冷战1.5”，本质上都是对上世纪战后美苏近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对抗思维”的延续。冷战区别于“热战”不只在于形式上的“冷/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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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美国学者和国际新闻记者也对“新冷战观”提出了质疑。美国《纽约时报》国际新闻记者 Max Fisher 在5月19日的一条推特中表示，“真实的冷战是令人发指的核僵局，外加一系列极端暴力的全球范围内的代理冲突。中美竞争并非如此。”在这条推文的评论区内，帕特里克·乔瓦尼克（Patrick Chovanec，美国经济学者，Silvercrest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战略家，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兼职教授）发表了一条简短直接的评论：“美国正在为之努力。”另一位美国学者，《从冷战到热和平》一书的作者，斯坦佛大学教授，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则表示，菲舍尔提出的冷战与当前中美竞争的两点区别只是诸多差异中的两处而已。

文章来源于Jennie Yu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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